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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亚博推广计划」“碰瓷”,畜生夫妻用亲儿子的命敲诈残疾人

2020-01-11 19:49:50

「亚博推广计划」“碰瓷”,畜生夫妻用亲儿子的命敲诈残疾人

亚博推广计划,小金兄妹在派出所吃饭

那一脚是父亲踹的

14岁的小金从正在行驶的三轮车上摔了下去,一头撞上了地。漆黑一片的隧道里,他抱着自己的头,哇哇地叫喊起来。

“疼,脑袋就像一坨面碎成了粉。”小金闭着眼向记者回忆。当时,他蜷缩在地上,看着父母围在自己身边,指指点点,又大声和一瘸一拐的三轮车夫嚷嚷。平日里在五金厂干脏活的父母气势汹汹,这些三轮车夫多是中老年残疾人,没有载客营运证,最怕的就是事故和报警。

赔偿谈妥了,小金颤抖着站了起来。这一次“碰瓷”算是“成功”了。

这个14岁少年的腿、手臂、背和后脑勺留着结痂的新旧不一的痕迹。从去年8月到今年10月,小金卷进了父母策划的这门“生意”。这对从四川山区来到浙江务工的夫妻,带着一双儿女,奔波于浙江多地,一次次地强迫儿子在三轮车拐弯或快速行驶时摔出。

“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骗到钱。”母亲文丽说。直到被警方抓获时,他们已作案近20次,涉案金额上万元。

在宁波市公安局江东分局福明派出所的审讯室里,文丽告诉记者,自己错过了孩子的童年,当她把孩子从老家带到浙江时,看到的是一个成绩倒数、打架斗殴、不服管教的少年。这个农民工母亲痛恨不成器的儿子,也无力扭转贫穷的家庭。在她眼里,用孩子“碰瓷”得来的钱补贴家用,并无不妥。

小金说,自己也曾试图说服、挣脱父母,但都失败了。如果小金躲闪,母亲会轻飘飘地补上一句,“还有两分钟就到了。”那是一种暗示,如果再不行动,父亲的脚、母亲的手都可能招呼到自己身上。他会被父母踹下车或是推下车。目的只有一个,摔下去,“碰瓷”。

这个14岁的孩子说,到后来,当真正摔下三轮车时,在皮开肉绽的痛感到来之前,他会觉得心里一块儿石头落了地,“终于轻松了”。

卢勇在审讯室

我又不是铁,怎么摔都摔不疼,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、当人看吗?

路是坑坑洼洼的,小金没掌握好力度,整个身子扑了出去,皮破了,血和泥巴混在一起,他抱着身体大叫起来。这是父母教给他的,“没那么严重也要装那么严重,才能多要钱。”去年8月,小金第一次“碰瓷”,他们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地方,讹了三轮车夫1000元。

小金从老家来到浙江后,随着父母换工作转学两次,新的教材和老师同学都让他感到陌生,成绩越来越差,数学甚至只考了几分。可他还是不愿意“碰瓷”,这个个头越蹿越高的少年很清楚,“‘碰瓷’是不对的”。父亲卢勇听到这话,冲上来甩手就是一个耳光。小金个头1米7,快赶上父亲了,体重却不到100斤。他委屈地大哭起来:“我又没错,你凭什么打我?我读书不好,你们教我不就行了吗?”回应他的是一个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声音。

他害怕那个碗砸到自己身上。“其实我来浙江以前成绩挺好的,能考前几名。”小金说。  

这几年爸爸迷上了打麻将,从此常带着一身酒气晚归,有时候赢钱了,家里会有好吃的。如果输钱了,那些杯子和碗就可能砸到自己身上。

面对记者的提问,父亲卢勇否认自己赌博,他说“不让他碰瓷,这个家就没钱吃饭,太穷太穷了”。这两年环保抓得紧,卢勇打工的五金厂也关停了,40出头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儿,没了稳定的收入。

最开始,儿子怯生生地跟他说:“爸爸,我们做两次就不做了好不好?”他“心疼”满身是伤的儿子,也想着“做几次钱挣够就算了”。可是后来,他发现孩子“没怎么呕吐也没怎么出血啊,医生也说不是很严重啊”。

与此同时,每次“碰瓷”的收入从几百元一点点涨到了几千元。在审讯室里,再一次回忆这些细节,卢勇对记者说:“我惭愧了,我没脸见人。”

不过,“碰瓷”在他眼里依然是一门稳赚不赔的“生意”。儿子疼一疼不是大事,摔一次就能挣到几百上千元。过去,他和妻子在五金厂要戴着手套在油里清洗机器,气味熏天,很疼很苦的”。就这样,一天不过几十块钱的工资。

“他们上瘾了。”小金对记者说,父母就像是吸毒一般,到后来,父母强迫自己的手段越来越粗暴,连借口和理由都懒得找了,自己每一次抗争,换来的只会是耳光和砸在地上的锅碗瓢盆。

一次,这个只会默默抚摸伤口的少年爆发了,冲着父母大哭,“我又不是铁,怎么摔都摔不疼,你们真的把我当儿子、当人看吗?”没人理他。

“都是皮外伤,没什么问题的。”母亲文丽这个没念过书的农村女人向记者解释,“跳的时候我也会看前后有没有车。”

小金还记得,碰上的车夫十有八九是残疾人,特别是第一个被讹的车夫,“脚掌都没了”。那天赔了钱,车夫一瘸一拐离开的身影一直留在他心里,他跟父母说:“他们好可怜啊。”

学校是小金最后的避难所,在那儿虽然听不太懂数学课,但有同学,没人打自己,更不用去想“碰瓷”的事情。现在,父母连最后这点儿空间也不给他了。

他不再哭泣了,“哭没有用,他们不会心疼”。这个少年回应的方式是强硬地拒绝,“我不去,我就是不想去。”

暴力升级了。文丽承认,夫妻俩曾让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,目的是为了让他低头服软。

有一次,在宁波“碰瓷”,小金摔下车后,有小儿麻痹症的三轮车夫陈烈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,摸了摸他的后脑勺,把他送进医院。宁波市第二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显示,小金枕骨骨折。他的后脑勺肿了一个大包。

医生建议“留院观察”,59岁的陈烈鸣也慌了,生怕孩子落下病根。可孩子父母很淡定地说:“孩子的爷爷刚死了,我们着急要去奔丧。”

文丽在审讯室

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,三轮车夫搭上了4000元。一旁的小金觉得“很悲哀”——将自己一手养大的爷爷,已去世好几年了。就连骨折,也并非由这次摔伤引起。就在前不久,一次“碰瓷”的过程中,小金摔到了后脑勺,经诊断是枕骨骨折。小金还没来得及搞懂什么是枕骨,就听见父亲兴冲冲地跟母亲商量:“趁现在骨折,我们多做几次”。

“他们就没想过,后脑勺存在一定危险性,第二次再在这个部位受伤,可能有生命危险啊。”福明派出所所长林烜说到这事儿一直愤怒。

愤怒的不止是他。一个多月后,坐在派出所里的三轮车夫陈烈鸣眼睛通红,他开了十多年三轮车,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被“碰瓷”的对象,“‘碰瓷’不都是碰那些有钱人吗?我们能有多少钱啊?有钱人会这个年纪来开三轮车吗?”

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陈毛头也是受害者之一,这个有腿疾的三轮车夫当初被骗时也疑心过,可转头一想,“这父母总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摔下车吧?”陈毛头想不明白:“为人父母,都是给小孩最好的,就怕孩子吃不好穿不好,这父母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手?”他说,“我恨这两个大人,更心疼小孩。”

小金父母被抓后,这个被讹了3600元的老人赶到派出所,告诉民警:“这样的人不配为人父母,要让他们脑子洗干净了再出来。”

什么是这个家庭真正的灾难?

小金越来越怕自己的父母。他不断想起摔下一瞬间天旋地转的感觉,想起老人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赔偿款,100元,50元,20元,钞票都是皱巴巴的。

每个周末,他们一家踏上不同的交通工具,大巴、中巴、火车。他从不关心目的地,也无心看窗外的风景,从始至终自己的任务只有一个——坐上三轮车,再摔下去,“碰瓷”。

小金冷眼看着父母开口要价从1000元飙升到8000元,“碰瓷”的次数也从一个月一两次变成了每周一次。一个念头再也压不住了,“跑!”

那是小金10多年来最大胆的决定——趁父母休息,偷出了户口簿和930元钱,一路飞奔逃出了家门。

他先坐火车到宁波,再转长途火车到重庆,最后坐大巴回宜宾老家。最紧张的时刻,是在临海车站等车的最后那几十分钟。这个身材瘦削的少年向记者回忆,他当时蜷缩在座位里,眼巴巴地向外望,祈求时间过得快一点、再快一点。他怕父母追上来。他成功了。

这段经历在小金父母的叙述里成了另一番模样。卢勇向记者坚称,儿子“做了太多坏事”,四处打架偷盗,甚至找人殴打自己,儿子是因为在学校惹了麻烦才跑回老家。

可学校政教处主任陈老师向记者证实,小金在学校表现良好,除了学习成绩较差,并未出现打架、偷盗等行为。

办案警官刘名府和小金的语文老师蒋老师沟通过,蒋老师告诉他,这学期开学,小金主动竞选了语文课代表,一开始小金很不自信,可老师很鼓励他。前不久的一次月考,小金语文考了69分,蒋老师看过小金记得满满当当的语文课笔记,他说,小金“只是缺了太多太多的鼓励”。

所以,在一次审讯中,听到卢勇辩解,“碰瓷”的想法是孩子提出来的,自己今天“就是替他顶罪”时,刘名府愤怒了,“如果不是穿着这身警服,我真想冲过去揍他。”

他决不相信这对父母不知道,小金已经害怕黑暗幽深的隧道了。每一次过隧道,这个少年都会紧紧抓住座位,闭着眼,浑身发抖。哪怕,这个孩子是坐在安全的警车里。

真正逃离父母回到老家时,小金似乎找到了久违的开心,他下河抓小龙虾,上山去采草药,“小龙虾一斤二十多块钱呢,我可以挣几百块钱,自己养活自己,饿不死的”。

可他有时还是会想起父母,想起学校,他说自己还是想上学。

父母找到了他。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回了老家,邻里亲戚都跑来老宅,劝说这个“不懂事的孩子”。他没有向亲戚讲述“碰瓷”的事,“太丢人了”。他更害怕把这事儿说出来父母会被抓,“毕竟他们还是我爸爸妈妈”。听到亲戚对自己的指责,他只会默默地哭,他说,自己已经不会放声大哭了。

父亲后来向他承诺,决不会再逼他跳车“碰瓷”,更不会再打他。电话里,父亲还告诉小金,你该回来考试了,“考完试,我再送你回老家上学。”

小金回家了。后来,户口簿被父母藏好,他放学后的行踪以小时计被父母确定,“碰瓷”变得频繁,他又试图逃跑三次,但纷纷失败。他放弃了挣扎。

这个少年说,如果不是被警察发现,也许自己会这样继续“碰瓷”下去。他迅速消瘦,体重掉到了40公斤。小金说,他确定了一件事,这辈子“再也不会相信父母了”。

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

小金至今记得,父亲被押送上警车前留给他一句话:“一定不要说实话。”

当他跟着办案警官走进派出所,离审讯室越来越近,这个少年一下子委屈得不行,他对着林煊把自己作案的细节交代得干干净净。“不后悔。”小金说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,“爸爸妈妈应该被惩罚。”

他偷偷告诉林煊:“我不恨他们。伤心的时候,我会哭一下,过两天就好了。”他告诉林煊。这个14岁的孩子和林煊作了一个属于男人间的约定,他会好好照顾妹妹,直到父母放出来,把妹妹交到爸爸妈妈手上,自己再回老家,“老家学费便宜。”

被送回学校前,全所警察为小金兄妹捐款6800余元。派出所还在福明街道办事处申请到一万元经费,专门用于小金兄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。小金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,“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。”林煊从未开口相劝,这个老警察曾检查过孩子身上的伤,背部、手臂、腿部、后脑勺,浑身上下就没几处看不见伤口的地方。他惊呆了。一些伤口至今发痒,在深夜提醒这个睡不着的少年,一切还没有完全过去。警方表示,如果小金坚持回四川上学,警方会尽全力协调当地学校为他办理转学手续。

小金说:如果可以,他想回到过去,“把学习搞好,这样以后的工作才不会被机器替代”。

他说,如果以后自己有了孩子,“我要让他学好,做什么都行,就是不能让他像我爸爸妈妈那样做坏事,一定不能做坏事。”

(青年在线记者 袁贻辰)

(文中小金、卢勇、文丽为化名)(图片由福明派出所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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